因此，我国宪法上的婚姻、家庭制度主要有两种保障效果：一种是从制度性保障入手，将导出立法者不得废止制度核心的不作为义务。
④⑤⑥⑦⑧⑨⑩⑾⑿⒀⒂⒃⒄梁启超：《立宪法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第1~7页。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三占从二，下部施行。
⑧所以，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实行立宪政治，最大关键是保障民权。历代朝纲不振，基本上都首先表现为吏治腐败。终于在革命起义之后，被迫退出历史舞台。所谓万世不易，所谓止于至善都不是很实在的说法。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是年７月间，维新改革之士，聚上海集会，自称国会，表示不承认北京朝廷纵义和团与列强开战的诏旨，颇有另立政府的架势。文章开篇介绍说，世界上的国家，从国体上区分为君主国与民主国两种。如果行政机关要拒绝申请，就应当向申请人出示不予许可的证据，因为只有行政机关自己知道该理由，法律要求说明理由就是行政机关为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
第三，行政执法的亲历性特点决定的。证明标准首先是在诉讼法领域内使用的，在西方国家，英美证据法将证明标准分为不同的等级，在刑事诉讼中，法院作出有罪判决必须达到排除一切怀疑的证明标准，而在民事诉讼中则采取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自由心证是判断证据的最佳途径，我国再没必要纠缠于自由心证的政治属性，行政执法实践同司法一样，要求将自由心证引入行政证据制度，这是因为：第一，行政行为数量巨大，要求每个行为的每一环节都要证据确凿充分是不现实的，也不符合行政效率原则与经济原则的要求。因此，《行政许可法》第38条规定： 行政机关依法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306笔者认为，证据法的理论基础也不是唯一的，认识论与价值论并非水火不容的关系，完全可以相辅相成，融为一体。刘迪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14]汪建成 孙远。
由于行政活动与诉讼活动的价值取向不同，行政证据制度与诉讼证据制度的理论基础亦有区别，在举证责任、证明标准和审查认定等核心制度上有着独立的规则，主动性行政行为的举证责任应由行政主体承担，被动性行政行为的举证责任则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无论在学理上还是在立法中，处罚行为的举证责任较为简单明了。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 进入专题： 行政证据 举证责任 证明标准 自由心证 。行政证据制度应当适应行政行为的多样性，采用多元化的证据规则，例如，《行政处罚法》要求行政执法一般不得少于两人，但是，有些情况下一人执法不可避免，例如，次要的道口只安排一名交警执勤，因此，《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规定按照简易程序作出处罚决定的，可以由一名交通警察实施。
但是，第31条规定：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行政行为的举证责任要远远复杂于诉讼的举证责任，分类研究是研究工作精细化的必然方法，分类的标准因研究目的而异，为了研究不同行政行为的不同举证责任，笔者依照其启动的方式将行政行为可以分为主动性行为和被动性行为。第三，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因此，被告行政机关只需要提供被诉行为合法的证据，法院只是对合法性的证据进行审查。行政法学研究，2004（3）。
行政证据制度作为行政法的重要总成部分，必然与行政法分享共同的宗旨，行政法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社会成员之所以通过社会契约授予政府公权力，就在于将维护公共秩序的职责委任于政府。二是法官形成内心确信所依靠的证据必须是依法取得的[14]125。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12]卞建林。许可机关审查申请人的材料，如果确认申请内容真实合法，就应当作出许可决定，这时行政机关只是承认了申请人的主张，并没有自己的主张。
随着行政国家的日益凸显，加强研究行政证据制度有尤为迫切，这是因为： 第一，行政机关的数量大大高于司法机关，前者至少是后者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每个行政机关在执法时都会遇到事实与证据问题。首先，法律适用的终极目标无疑是公平正义与人权保护，而不是认识案件的客观真相，但是，如果离开了对客观真相的认识，则法律适用失去基础，公平正义成为无源之水，人权保护成为空中楼阁。不同的证据有不同的证明力，在数个证据都有证明力，但是证明的情况相反时，应当选择占优势的证据和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其他主动性行政行为也是同理，例如，根据《行政强制法》，作为行政主体的银行要强制没收客户的货币，就应当证明该货币为假币，而客户则没有义务证明其货币为真，他也没有能力自证清白。这属于经验型推理，理论依据是经验主义，这是英美国家的重要哲学流派之一，它认为知识的源泉是经验，经验是人们通过对以往知识的归纳而获得知识，一切只是都发源于感官知觉或经验，因此，所谓必然的命题根本不是必然或绝对确实的，只能给人以或然性的知识。第四，尽管行政机关的执法依据浩如烟海，但是，绝大部分没有规定完整的证据制度，从整体上看，行政证据制度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
特别是行政与司法的价值追求还有不同，因而不能将司法证据制度的价值论照搬于行政证据制度。这是一个极高的要求，对于要频繁地大量地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来说，这个要求是缺乏可行性和灵活性的。
[10]284通过归纳获得的全称性判断可能具有很高的可行性，却不能得出必然为真的结论。例如，行政机关使用威胁、利诱的方法或者侵犯他人隐私的方法收集的证据为非法证据，不得作为定案依据，从而预防和排除对相对人权利侵害的行为。
最后，申请人不提供相关材料或者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后果将是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行政许可，这是对申请人的不利后果。其次，行政机关还应当根据证据的形成过程、发现证据时的客观环境和证人与案件的利害关系等因素来判断证据是否具有真实性，将不真实的证据排除。
尽管法条中并没有出现举证责任概念，但是，显然将举证责任授予处罚机关承担。在证据法历史上，先后产生两种证据评价的制度，一是法定证据制度，二是自由心证制度，前者是指由法律事先规定证据的效力，人们根据法定的证据效力确定事实，后者是指一切证据证明力的大小以及证据的取舍和运用法律不预先作出规定，均由法官根据自己的良心、理性自由判断，并根据其形成的内心确信认定案件事实的一种制度[12]26。从法理上讲，申请人既然提出某项申请，就应当证明自己符合法定条件，而许可机关并不掌握相对人的具体情况，无从得知其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因而其职责只能是审查相对人是否符合法律的要求。行政证据的审查认定与诉讼证据的认定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
证据法理论基础的反思与重构[J]。在确认了证明资格之后，应当审查认定证据的证明力大小。
行政诉讼中的证据评价与证明标准[J]。2.该证明标准能不排除合理怀疑。
政府就是在臣民与主权者之间所建立的一个中间体，以便两种得以互相适合，它负责执行法律并维护社会的以及政治的自由。笔者在几个主要的学术期刊网上检索，所获资料甚少，行政证据至今在法学研究中还是一个盲区，远不能满足行政实践的需求。
【摘要】证据法专家们一直将研究视野局限于诉讼证据制度，忽视了对行政证据制度的研究，行政证据是证据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依法行政的质量。因而，证据的审查认定包括两个阶段：首先是对单个的证据逐一审查认定。在民事案件中，它将是在‘可能性的天平上。第五，在法学界，无论是诉讼法学者，还是行政法学者，都没有对行政证据制度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
自由心证 一、研究行政证据制度的必要性 我国的《行政程序法》正在紧锣密鼓的起草之中。然而，法学界始终把证据的研究范围局限在诉讼领域，似乎只是在诉讼活动中才存在证据问题。
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知，行政许可行为的举证责任规则是谁主张，谁举证。
执法人员通往案件真相的唯一桥梁就是证据，证明的过程是人类的纷繁复杂的认识中的一种，具有认识活动的一般特征，因此，证明应当以认识论作为一般理论基础，这里的认识论特指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首先，该理论的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论断，提示我们案件具有客观存在性，人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能够认识案件事实的，即案件具有可知性。自1790年由法国法学家杜波尔提出自由心证理论后，在大陆法系国家中，不仅为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广泛采用，现在也为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行政程序法采纳，奥地利的《行政程序法》对证据的综合审查判断就规定了自由心证制度，该法第45条规定，为官署周知之事实以及法律就其存在设有推定者，无须证据。